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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 “翰墨弗成轻作”:在“胡说”与“论断”之间

旧式文人的“胡说”

晚清名臣郭嵩焘曾在日记中勾勒过一个庞大年夜的历史脉络,他说:“自汉唐迄今,政教民心,交相为胜,吾总其要曰名利。西汉务利,东汉务名;唐人务利,宋人务名;元人务利,明人务名。”夷易近国年间,罗尔纲受这种论说的启迪,撰文阐发清代士大年夜夫好利的由来。其师胡适偶尔读到此文,深不以为然,写信品评道:

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。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。管同、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,他们是旧式文人,可以“西汉务利、东汉务名、唐人务利、宋人务名”一类的胡说。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,切弗成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。

罗尔纲

接下来胡适列举了历朝反例,来证实罗尔纲立论的偏颇。进而教育说:你常作翰墨,固是好练习,但翰墨弗成轻作,太随意马虎了就流为“滑”,流为“苟且”。

余英时老师后来解释胡适不与梁漱溟纠结某重大年夜观点时,引用了胡适这段品评,并做出了自己的进一步解释。他说:

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,由于除非我们能先证实清代士大年夜夫比其他各代都更要“好利”,也比其他各代都更不“好名”。我们又必须进一步证实清代所有或至少多半的“士大年夜夫”都“好利”,而不“好名”。着末我们还得建立“好利”和“好名”的严格标准。假如士大年夜夫“好名”、“好利”的征象无代无之,又不能加以量化,那么这个题目当然是没故意义的了。(以上均见于罗尔纲:《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(补充本)》,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,2006)

余英时的质疑句句切中肯綮,不过胡适未必有如斯苛刻的要求。胡适确曾标榜受过实验主义的练习,对名词的应用很考究。但这也仅限于一些有争议的“新”名词。如封建主义、今世化等。像孕育发生于清末的“社会”等名词,他便不再考究,更勿论中国早已有之的“名利”二字。以笔者揣度,此处胡适偏重于品评罗尔纲的系统太过划一。1936年夏,胡适在给这位学生的信中说过:“凡治史学,统统太划一的系统,都是形迹可疑的,由于人事从来不会如斯轻易被装进一个太划一的系统里去。”(胡适:《胡适全集》第24卷,安徽教导出版社,2003,第298页)罗尔纲此文的问题恰好就在于将好名与好利一刀切,实则好名与好利的历史实态及其流变都弗成能那么一清二楚。

以笔者管见,钻研者不仅要质疑旧式文人的胡说,也要警惕新式学者的论断。余老师曾作《中国常识分子的边缘化》一文。平心而论,此文在学术层面不无可议之处。模仿其对罗尔纲的品评,亦可有如下质疑:何谓常识分子?何谓边缘化?是否建立了中间与边缘的严格标准?有趣的是余老师自己在文章开首专门申明其见地“未杀365体育平台bet青熟的地步”,属“不决之见”,但不少读者似已照单全收。揆诸近代历史,有许多反例可以证实常识分子不仅未走向边缘,反倒经久居于中间职位地方。曾受教于余老师的罗志田教授便留意到反例的存在,故对此不雅点做了重大年夜修正,觉得伴跟着常识分子的边缘化的是边缘常识分子的兴起。

值得留意的是,罗志田在叙述中借用了胡适“社会重心”观点,且有所遗弃。胡适对科举制极不以为然,觉得科举制造成平民化,是社会无重心的缘故原由之一。罗教授则以为此说太“隔”、“不切题”。他觉得科举制的废除正好使近代中国掉去重心,导致国家的持续动乱。两种见地差异如斯之大年夜,是由于二人在“社会重心”观点上的理解有着根本不合。罗教授的“社会重心”指的是士作为四夷易近之首,可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。这一点着实胡适是不狐疑的。他在1932年便提到:“例如旧日政治之下,一个科举轨制可以笼罩全国的教导与任官,可以维系全国士人阶级的民心,可以树立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365体育平台bet。”(《胡适全集》第24卷,第127页)

胡适此说,借用严复的一段表述可以看得更清楚。严复戊戌年上天子书时提到贤人之管理的奥秘在于“求措世界于至安而不复危者,心一而已”。又谓:

盖使世界常为一统而无外,则由其道而高低相维,正人亲贤,小人乐利,长久无极,不复危乱;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,固远过于壮大也。……而今日乃有西国者,天假以舟车之利,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;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砻而得之智勇壮大以与吾相角;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,有儳然不终日之势矣。(《严复集》)

1914年,胡适自己也说:“吾国之旧文明,非弗成宝贵也,不合时耳,不适于今日之天下耳。”20年后又对蒋廷黻说:

无论蒋老师若何抹杀新工作,目下的中国已不是“旧社会”一个名词能包括的了。千不该,万不该,泰西鬼子打上门来,逼我们钻进这新天下,逼迫我们整洁个新期间。(《胡适全集》第22卷,第31页)

简单说,胡适觉得科举制无法培育今世的领袖人才。而他所谓的社会重心,也恰是指一个可以引导中国提高或者至少自存的社会联合体。罗教授从科举取士的角度发论,对此胡适已预先作过回答,觉得士不是取决于职位地方,以致觉得恰好是科举制扼杀了士大年夜夫。罗教授曾专门提醒学界留意胡适的社会重心说,但他意在论证科举废除之弊,而非关心胡适响应的思惟天下。经此提示后,社会重心观点颇受后来学界留意,不过胡适本人思惟天下中“相异的意义体系”仍待开启。

这不是说胡适是弗制品评的,关键是品评者视其为钻研者照样钻研工具。如将胡适视为钻研者,鉴于“譬如积薪,后来居上”的事理,其可议处想必不365体育平台bet少。即如其品评罗尔纲听信旧式文人的胡说为例,实则以其本人着述之丰,又何尝能尽属铁案如山的论断。1932年,胡适作《领袖人才的滥觞》一文,引用颜之推语如下:

吾不雅《礼经》,贤人之教,箕帚匕箸,咳唾唯诺,执烛沃盥,皆有节文,亦为至矣。但[《礼经》]既残缺非复全书,其有所不载,及世事项改者,学达正人自为节度,相承行之。故世号“士大年夜夫风操”。而家门颇有不合,所见互称是非。然其阡陌亦自可知。(《颜氏家训 风操》)

胡适据此分析道:

在那个期间,虽然颠最后魏、晋奔放风俗的解放,虽然颠最后若干战祸的摧毁,“士大年夜夫”的阶级还没有完全息灭,一些名门王谢都竭力保持他们的门阀。帝王的威权,外族的榨取,终不能完全祛除这门阀自卫的阶级不雅念。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煊赫,子孙的贵盛。他们所倚靠的是那“士大年夜夫风操”,等于那个士大年夜夫阶级所用来律己律人的生活范例。(《胡适全集》第4卷,第537页)

随后他又提到唐宋的案例以证其说。但以胡适自己的标准来看,仅靠几份家训来论证门阀轨制对付士大年夜夫风操的感化,无疑也是有问题的。正如胡适和余英时品评罗尔纲一样,我们也可以质疑,何谓士大年夜夫,风操的标准是什么,以门阀轨制视风操的话是否系统太过划一等等。着实从这部《颜氏家训》中便能随手举出反例:颜之推所品评的士大年夜夫教后辈“鲜卑语及弹琵琶”,这种趋炎附势征象也恰是门阀轨制下发生的史事,又若何能以风操二字席卷?姑且不论颜之推所言算不算旧式文人的胡说,反正胡适引用此说时欠读者一些阐发判断,故而一不留心也勾勒出一套“划一的系统”。

新式学者的“论断”

着实胡适引用颜之推这段论说是颇有文化史的敏锐直觉的。说到底,引用前人之说不是原罪,关键在于解读的分寸。在胡适和余英时看来,罗尔纲的问题在于对郭嵩焘的不雅点未加辨析,便以之为进一步的立论根基。尚未证实清代是否好利,便评论争论好利的缘故原由,不啻把逻辑基本建立在了沙滩上。当今学界在援引文人学士之说以申己论方面,罗志田教授无疑是公认的大年夜师,惠及后学者甚众。其近年更是先后刊文畅论史学“捕风”“捉影”之术,文中颇推重夷易近国英年早逝的天才史家刘咸炘。有趣的是,主张“察势不雅风”的刘氏在论着中也曾引用郭嵩焘名利交相胜之论,并赞其“甚确而得要”。(刘咸炘:《推十书》第16册,第246页)

这很大年夜程度上是一种风格偏好问题。吕思勉老师曾撰文叙述“文明夷易近族何以反被野蛮夷易近族所征服”。他给出的一个“总括”的回答是:“以风气论,则野蛮人朴实,而文明人卖弄;以政治论,则野蛮人简捷,而文明人迟滞。两者相遇,自然朴实简捷者胜,卖弄迟滞者败了。”(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)这一总括若以胡适的理论措施核阅,想必也有“系统”太过“划一”的嫌疑。但以吕思勉对中国历史不凡的洞察力,此说自不能等闲视之。

胡适的“翰墨弗成轻作”,更多的代价在于其警示性。论断并非易事,后来钻研者自应处处警觉。龚自珍说好汉轻量京师而致山中之势重,很可能是一种敏锐的期间察看,借用这一察看,或可通向历史的更深处。但钻研者亦须明白这是龚自珍本人的一个表述,至于是他对期间的平情判断,照样一时的情绪发泄,已难以遽然结论,更不必说其言是否相符史实了。

实际上,传统文人学士的表述习气确凿就为钻研者设障。朱自清从作诗的角度觉得“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,使用读者遐想的气力”。胡适的门生傅斯年则恰好品评“中国学者之言,遐想多而思惟少,想像多而实验少,比喻多而推理少”。他举例说国人好言天无二日国无二王,但日与王岂有关联?言者无非是“欲明无二王,而又无术以证之”,遂以天有一日作比喻。

傅斯年

傅斯年对逻辑的强调,离不开其师胡适的宣传。熊十力即提到“适之刻意宣扬,而后青年皆知重视逻辑”。胡适珍视西方的逻辑的另一壁是反感传统国人的“苟且”。其小说《差不多老师传》就是如斯立意。他在一次画展中有感于日本画家的卖力立场,激愤之下竟然向朋侪发出“中国不亡,是无天理”的牢骚。胡适在治学上更是反复强调“不苟且”。他到一个黉舍演讲“做学问的措施”时便说:“科学措施只是不苟且,不怠惰,肯客气的人做学问的365体育平台bet措施。说破了不值半文钱,学起来可要终生一生没世的努力。”(《胡适全集》第32卷,第323页)他在倡勤、谨、和、缓四字诀时又说:“谨等于不苟且,一点一笔不放过,一丝一绝不潦草。举一例,立一证,下一结论,都不苟且,即谨,等于慎。”(《胡适全集》第24卷,第612页)不足为奇,据王奇生教授说:“有一次听罗志田教授总结其治学措施,他说,着实我没有什么特其余措施,我不过是比人家加倍细心,同样的史料,我可能读得加倍卖力、加倍细致。”对比胡适再三请安的“不苟且”的治学主张,可知此言自是出于至诚。

胡适曾不止一次赞扬罗尔纲不苟且。他在一封信中写道:“你这种‘审慎勤敏’的行径,便是我所谓‘不苟且’。前人所谓‘执事敬’,便是这个意思。你有美德,将来必然有成绩。”次年又谓:“你的两段条记都很好。读书作文如斯矜慎,最可有进步。你能继承这种精神,——不苟且的精神,无论在什么地方,都可有大年夜进步。”(两信均见于《胡适全集》第20卷,第631页)

罗尔纲日后生长为知名的史家,想必这种不苟且的精神居功至伟。据胡适后来自称:

我引这两封信,要阐明尔纲做学问的成就是因为他从前养成的不苟且的365体育平台bet美德,假如我有什么赞助他的地方,我不过随时唤醒他分外留意:这种不苟且的习气是必要自觉的监督的。偶尔一点不把稳,偶尔松懈一点,就会出漏洞,就会闹笑话。(《胡适全集》第20卷,第631页)

历史学的特征是钻研者必要赓续地解读史料,赓续地作出论断。是以胡适说“偶尔一点不把稳,偶尔松懈一点,就会出漏洞,就会闹笑话”,涓滴也不夸诞。

胡适后来还对人说,以不苟且相督导,也是因罗尔纲的天禀一样平常。但古往今来的大年夜量案例注解,学者无论天定胜败,稍有掉慎便有可能犯错。余英时说胡适“在评论争论中国的重修问题时,稍不经意便流露出士大年夜夫的潜意识”,实则读胡适那一时期叙述,可知其并不忌讳坦露其士大年夜夫意识,又何来“潜”意识之说?余老师是史学界不世出的天才,但也不能奢求其笔下处惩罚绝不差。

1960年的胡适

求全指责,人无完人,学术亦然。拙文所涉诸公皆是各自所处期间的硕学大年夜家,不是一样平常学者所能望其项背。笔者被其恩泽,仰望尚且不及,岂敢妄加论列。不过诚如严复所谓“不欺于前人,无摄于势力巨子”。对旧式文人的“胡说”和新式学者的“论断”都带上几分狐疑精神,就是胡适的“不苟且”和前人的“执事敬”。史家志在探赜索隐与钩深致远,所面对的史事和史料又繁芜众多,误读误判在所难免。翰墨弗成轻作,又弗成不作,作翰墨者唯有心存敬畏而已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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